Article by Ambassador Shen Lyu-shun

五四運動發生於民國八年 (一九一九年) 五月四日，至今年此日已進入第一百年。廣義來說，它可能是造成百年來中國社會與文化變動最深的思想革命，但其導火綫，卻是一次大戰後巴黎和會中的一個外交議題，就是原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是歸還給戰勝國之一的中國，還是持續給趁戰時將之掠奪的日本。而其中參與努力的我國外交前輩，竟有多人在我外交生涯中與之有緣，或蒙遺澤，或受風範的啟發。

華府雙橡園一樓大廳的右牆上，原列有二十二位歷任駐美大使或代表的照片，始於一九三七年首先入住該園的王正廷大使，陪末則是我這位前任駐美代表。王是巴黎和會我國代表之一，照片順著是五四時期新文化的代表人物胡適，也是接王任駐美大使。胡之後是魏道明，魏之後則是任駐美大使幾近十年的顧維鈞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也是巴黎和會代表之一，且為靈魂人物，迄今仍被視為近代中國外交的第一人。

王正廷於一九三七年六月首租雙橡園作駐美大使館官邸，園區廣達十八畝，據說比白宮面積還大。宅第有二十六個房間，建於一八八八年，原屋主是國家地理雜誌的創辦人哈伯德 (Gardiner Hubbard)，哈氏女婿之一就是發明電話的貝爾，故此園是華府著名的歷史勝地之一。王正廷租用作大使官邸，也真是有眼光。他的巴黎和會同僚顧維鈞大使於一九四七年僅以三十五萬美元，買下此一產業。我們今天要感謝這兩位外交前輩，與一九七九年美國改變外交承認時保住此園的中華民國外交官們。

但是王顧兩人在巴黎和會中的相互關係卻非和諧。事緣當時中國派出五位全權代表，首席代表自然是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陸氏自己先邀了好幾位重要的駐外使節出任代表，沒想到北京政府最後核定的名單，人選與次序都跟他原擬的不一樣。此時還有一個沒有國際承認的廣州政府，也派出包括國父孫中山在內的代表二人要求共組代表團。北京最後選定了美方推薦、原為廣州政府駐美代表的王正廷參團，陸氏另於代表團內又設了五席對外無名義、對內權位等同代表的虛職，以位置安撫落選者。是以外交戰尚未對外開打，代表團內部已紛爭不已。

王正廷以為自己代表南方政府，至少要有次席代表的位置，陸徵祥原來也已經如此通知和會秘書處，而以顧維鈞為第四席代表，蓋顧此時年僅三十一，資歷上也仍遜於原第三席的施肇基 (時任駐英公使)，但北京政府對王正廷究非完全信任，又以顧維鈞是駐美公使，與最須爭取的威爾遜總統相熟，於是核定的名單是顧二王三施四，王施極不悅，王有時在內部會議不但與陸分庭抗禮，對外也仍以次席自居。第五席是當時駐比利時公使魏宸組，他的後代後來定居比國，孫子魏崇明先生仰慕祖父，進了比利時外交界，曾經出任比國駐南韓兼駐北韓大使等職務，現已退休，上月曾來台，也為我們這次活動留下他的題詞。

巴黎和會的關鍵時刻，就是五強的核心會議首度邀請兩名中國代表出席，陳述對山東問題的立場。此時陸徵祥臥病在床，代表團核心無主，原來你爭我奪的各代表們卻又相互推讓，但一致認為顧維鈞對問題最有研究，應出席代表中國發言。顧也當仁不讓，但為尊重王正廷，仍請王併同前往而先發言，介紹顧作主場陳述。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是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劃時代的日子，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峯會，於美英法等列強領袖之前，以他們聽得懂的語言，以西方國際法及外交實踐的觀點，陳述中國的立場及論據，而獲得了極正面的反響，為往後山東問題的解決，奠定了初步的基礎。根據顧維鈞自己的回憶錄，他：

「沒用講稿，談了半個多小時，雖說這不過是一次即席發言，但因我一直在研究這一問題…思想上是早有準備的。我剛一講完…，威爾遜總統走過來向我  表示祝賀。隨後，勞合喬治 (英首相)、貝爾福 (英外相)、蘭辛 (美國務卿) 也都跑來向我祝賀…。」

顧並於各巨頭前與日本代表辯論，日本國勢雖強，但代表之專業與語文條件，顯不如顧，據顧當時在場的秘書，後來出任過我駐荷蘭、比利時等國的金問泗大使回憶，顧此次演辯的表現：

「初似發音稍顫，既乃侃侃而談…，逐層解釋，全場動容…，皆有一鳴驚人的感想。克雷茫稷 (法總理) 事後批評：謂 顧維鈞之對付日本，有如貓之弄鼠，盡其擒縱之技能。」

不過有了列強領袖的同情仍不足以成事，中國代表團繼續不屈不撓的奮鬥，在瞭解到在和會中無法一下子解決山東問題，但又想簽對德和約享受戰勝國的其他權利 (如德國對我放棄庚子賠款) 之後，中國代表團即全力爭取於約中述明保留山東問題。這裡面出力最多的代表又是顧維鈞，而奮戰經過，可從代表團於簽字日報告國內的電報看出：

「…此事我國節節退讓…，最初主張註入約內，不允，改附約後，又不允，改在約外，又不允，改為僅用聲明不用保留字樣，又不允，不得已改為臨時分  函聲明，不能因簽字而有妨將來之提請重議云云。直至今午時，完全被拒。…不得已當時不往簽字…。」

究竟北京政府當時對代表團的指示是否簽字，有各種說法，總之是反反覆覆，或語意模糊，而代表團各代表間，也意見不一，但先爭取約中保留，意見倒是一致的，不過若保留不成，是否仍簽字呢？從各種資料看來，北京仍傾向簽字，但代表團懍於五四運動及民意的激烈反應 (據說各界致代表團反對簽字的電報達七千封)，仍做了「無保留，即不簽」的最後決定。

回憶全局，我們「內鬥內行，外戰外行」的政治文化，一直到今天似還難免。但顧維鈞給我們職業外交官立下良好的典範，即對內無爭，全力對外，以自身優異的專業條件，不但嬴得同儕的認同，也得到國際人士的肯定，使問題在被國際會議五次「不允」之後，能在下回合 (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 再扳回來，解決了山東問題，另外也於一九二一年與德國單獨簽訂了平等新約。

弱國外交貴在能不屈不撓，以小搏大。中共今天已是國際巨強，它的外交官絕對不需要這樣子辦外交，反觀在國際上處處遭打壓的台灣，今天仍然需要並發揚我們前輩的這些優良傳承，而我們在馬政府任內可以二十三個邦交國，辦出一百六十四個免簽國及地區，遠超過大陸護照的「含金量」，這不也是我們當年外交傳承的再發揚？

說到免簽證最划算的一種就是歐盟，一個免簽就可以涵蓋三十六個歐洲國家及地區，但交涉也最複雜，前後大概要經過十五關。這時要感謝巴黎和會的首席代表，也是我們外交的祖師爺陸徵祥。因為我在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任內，曾向比國一高層政要 (高於部長級) 講述陸徵祥一生的故事，包括娶了大他十六歲的比籍夫人，夫人先過世後，陸萬念俱灰到夫人家鄉修道院出家，度其餘生。

這位政要很喜歡此一故事，還曾送過我一本陸的法文傳記。之後此公到歐盟擔任極重要職務，我也返國擔任外交部次長。歐盟免簽案的最後關頭，我特別飛到布魯塞爾去看他，承他幫忙那臨門一腳，豈不也可以歸因陸老前輩所助？

陸徵祥當年的修道院還保留了一個房間紀念他，我曾一訪。裡面都是他的遺物及當時名流要人贈他的字畫等。另有一本貴賓簽名薄，但只見我中華民國外交官的簽名及留言。我敬謹簽名，並寫了陸外長立下的楷模，今天應為兩岸外交官所一致崇仰等語句，又在陸的遺像前，虔誠地行了三鞠躬禮。當時大陸剛離任的大使，就是今天北京國台辦主任劉結一的夫人章啟月，不知道夫婦倆曾去向我們共同的祖師爺致敬過沒有？

該修道院建築堂皇，二戰時德軍佔領比利時，徵為軍用而把修士遷住附近學校。陸氏究為名人，頗受當地人士尊重，就有一伯爵請陸在自家長住一時期。民國一百年我們外交部製作首位受國際承認的中華民國外長的紀錄片，即有關陸氏的一生。我以此事告訴比利時駐台代表，沒想到他大吃一驚，謂他家鄉即在修道院附近，祖父有爵位，他小時聽父親說家裡曾住過一個很重要的中國人。他父親仍健在，一問果是陸徵祥，其父還記得相關軼事頗多，我們也趕快派攝製小組前往訪錄。

這位代表是一位職業外交官，原與中國事務並無特別淵源，但就這麼巧這時候派在台灣，真令人不禁想到，老祖宗果如天上有知，也不曾忘記海峽此岸的徒子徒孫。

雙橡園王與顧的照片中間還有胡適與魏道明。胡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已不用此處多述，但他任駐美大使的最後年餘並不愉快，因為當時宋子文奉派為訪美特使，跟他一起辦對美高層外交。例如宋跟他一起去見羅斯福總統，之後兩人聯名發電報，宋隨後又以單獨的私電致蔣委員長打小報告，說胡不適任。駐美大使旋換了一個跟美國沒有太多淵源、留法出身的魏道明，宋不久也出任外長，但長時間住在華府主持對美外交。

天道好還。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宋自行政院長位子下台，主因之一即是遭輿論強烈抨擊其財經政策及個人風格等，而殺傷力最大的一篇文章就是胡適的學生、五四運動學生總指揮、時任參政員傅斯年寫的「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

當時蔣主席換宋顯出倉促，因為宋下台後無人接替，由蔣自兼到四月二十三日，中間還經歷了國民政府改組、國軍打下共都延安等大事。所以蔣當時對宋下台前一天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變，應該是沒有什麼心力管太多的，但蔣兼院長卸任前的最後一個重大決定，就是改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為省政府，任命雙橡園胡適照片下一張的魏道明為省主席。

可惜雙橡園中歷任使節的照片，現已移出大廳。但歷史的真相，那能隱藏棄置，對前輩遺澤的追懷，功過的臧否，也不容硬性切割。於此要再一次肯定及祝賀宋緒康先生及他的團隊，辦理了這次有意義的活動。

沈呂巡謹識，
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三十日於台北。